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正研究措施发挥人工智能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作用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宣布,该部门正在研究具体措施,以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双重作用。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从战略规划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旨在协调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推动包容性发展。中国的路径结合了政府引导与市场规模优势,与欧美侧重于风险规制或市场驱动的模式形成对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正研究措施发挥人工智能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作用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两会期间明确表态,正在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创造新岗位并赋能传统岗位,标志着中国在应对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上,正从战略规划进入具体政策制定的新阶段。这一举措旨在协调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是全球范围内探索“AI与就业”这一核心议题的重要政策实践,其具体路径和效果将对全球劳动力市场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要点

  •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公开表示,该部门正在研究相关措施。
  • 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双重的: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方面的作用,以及发挥其在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
  • 最终的政策愿景是推动实现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AI就业政策的战略转向

王晓萍部长的表态,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在“两会”这一重要政治场合,对人工智能与就业关系最为明确和积极的政策宣示之一。它超越了以往对“就业替代”风险的普遍担忧,转而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就业创造者和生产力增强工具的积极角色。这表明中国的政策思路正在从防御性调整,转向主动引导和塑造技术带来的就业结构变革。

“创造新岗位”意味着政策将鼓励和支持由AI直接催生的新兴职业,如提示词工程师、AI训练师、数据标注专家、人工智能伦理审计师等。而“赋能传统岗位”则指向利用AI工具提升现有劳动者(如设计师、程序员、客服、分析师)的效率和质量,使其工作价值升级,而非被简单替代。这一“增量”与“存量”并重的思路,是达成“包容性发展”目标的关键。

行业背景与深度分析

中国此举是在全球对生成式AI冲击就业的焦虑达到顶峰之际,提出的系统性应对方案。国际劳工组织(ILO)2023年报告指出,生成式AI更多是“自动化”而非“替代”工作岗位,其影响高度不均,文职工作风险最高,而管理、技术类岗位可能受益。王晓萍的表态与这一判断相呼应,但更进了一步,即政府将主动介入,引导积极结果的发生。

从全球政策实践对比来看,中国的路径与欧美存在差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更侧重于风险规制和劳动者权利保护,在创造新岗位上更多依赖市场自发形成。美国则依靠其强大的风险投资生态和科技巨头(如OpenAI、微软、谷歌)驱动创新岗位的涌现,联邦层面的系统性就业再培训计划规模有限。中国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政府引导与庞大的市场规模相结合。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职业标准制定、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和社保体系改革,系统性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转型。

从技术影响层面看,AI赋能岗位已具备现实基础。例如,程序员借助GitHub Copilot可将编码效率提升55%;设计师使用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能极大加速创意原型生成。但创造的新岗位数量能否抵消自动化导致的岗位减少,仍是未知数。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AI虽将淘汰8500万个岗位,但同时创造9700万个新岗位。中国政策的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被淘汰岗位的劳动者能够平滑过渡到新岗位,这需要教育体系、企业用人标准和社保网络进行深度协同改革。

此外,中国拥有独特的应用场景优势。在电子商务(阿里巴巴、京东)、内容创作(抖音、快手)、智能制造等领域,AI的深入应用正在批量催生新的职业形态,如直播运营师、智能仓储机器人维护员等。政策若能精准识别并支持这些由本土市场孕育的新岗位,将形成有别于西方的“AI-就业”良性循环模式。

未来影响与展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后续具体措施将成为关注焦点。预计政策工具箱可能包括:加快发布AI领域新职业国家标准、将AI技能纳入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研究针对AI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鼓励企业开展“人机协同”的岗位再设计。

从受益方看,AI技术提供商、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将迎来明确的政策利好。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若能利用AI成功赋能员工、开辟新业务,也将获得竞争优势。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政策导向意味着持续学习和技能升级不再是可选,而是必然要求。

下一步需要观察的关键点包括:第一,相关研究措施何时转化为具体的全国性行动计划或试点项目;第二,财政资金是否会配套支持企业开展员工AI技能再培训;第三,教育部门是否会从中小学阶段开始调整课程,纳入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中国在AI治理与就业协调上的探索,不仅关乎自身数亿劳动者的福祉,也将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关重要的政策范本。其成败的核心,在于能否真正实现“技术红利”的广泛共享,避免数字鸿沟在就业市场上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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